金陵文化的特色之一是水文化与山文化相映。

　　南京“负山带江”，背靠宁镇山脉，滨临滚滚长江。南京城内与近郊既有钟山(紫金山)、富贵山、覆舟山、鸡笼山、五台山、清凉山、马鞍山、狮子山、牛首山、汤山、方山、幕府山、栖霞山等，又有秦淮河、金川河等流经南京市区而注入长江的两条支流，玄武湖、莫愁湖就像两颗明珠布列在南京市的左右。总之，南京有山有水，山水相映。因而，古人咏南京(金陵)也往往是山水兼顾：“三山半落青天外，二水中分白鹭洲。”(李白《登金陵凤凰台》)“千里澄江似练，翠峰如簇。”(王安石《桂枝香·金陵怀古》)“蒋山青，秦淮碧。”(萨都刺《满江红·金陵怀古》)“大江来从万山中，山势尽与江流东。”(高启《登金陵雨花台望大江》)自然景物如此，人文景观也是如此。例如位于秦淮河畔的瞻园，布局精致，曲折幽深，可谓“一拳代山，一勺代水”，山水相映，宛若天成。正是金陵(南京)的青山碧水孕育着金陵的水文化与山文化。所谓“水文化”与“山文化”，既有物态文化的层面，又有心态文化的层面。对于后者的特性，可以用《论语》及《老子》中的有关论述进行诠释。孔子云：“知者乐水，仁者乐山。知者动，仁者静。知者乐，仁者寿。”(《论语·雍也》)由此可见水文化是智(知，同“智”)者文化，道家老子说“上善若水”(《老子》八章)，水文化不仅具有聪颖灵慧的特性，而且“居善地，心善渊，与善仁，言善信，政善治，事善能，动善时”(同卜)，也就是心胸善于保持沉静，处事善于发挥所长，行动善于把握时机。而山文化是仁者文化，儒家孔子说“克己复礼为仁“(《论语·颜渊》)，强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强调“厚德载物”(《周易·坤卦·象传》)，崇尚“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周易·乾，象传》)的阳刚之气。显然，金陵文化的特色之一是水文化与山文化相映，是儒道合流的文化。这种儒道合流的文化在魏晋及南朝的表现形态是玄学，其特征之一为魏晋名土风度。这种魏晋名土风度在南京人身上的残留，被戏称之为“南京大萝卜”。这种“南京大萝卜”式的特色文化有正面价值，也有负面价值，前者表现为纯真朴实、厚德载物等，后者表现为自由散漫，做事不紧不慢等。

　　金陵特色文化之二是中华南北文化的交流。

　　中华文化以长江为界，分为南北两大文化，南京正处在南北文化的交汇点上，因而形成了金陵文化的主要特征：交融性、互补性和开放性。余陵文化经历了四次南北文化的大交流。第一次是永嘉之乱与晋室南迁，所谓“洛京倾覆，中州仕女避乱江左者十六七”(《晋书》卷65《王导传》)。此时南渡至长江流域的北方人总数约七十万以上，并设置了众多的侨州、郡、县，如在建康境内设置侨郡和侨县二十多个，其中王、谢等北方世家大族侨居在建康的乌衣巷，后来唐代诗人刘禹锡《乌衣巷》诗中写道：“朱雀桥边野草花，乌衣巷口夕阳斜。旧时王谢堂前燕，飞人寻常百姓家。”晋皇室南迁并在建康定都，北方世家大族与大批百姓南渡并在建康境内侨居，大大改变了建康的政治、经济、文化、风俗乃至语言等风貌。例如东晋曾官至宰相的谢安好作“洛下书生咏”，建康一带名流多加摹仿，一时用洛阳书生的声调咏诗成为风气。第二次是唐代安史之乱的时候。安史之乱不仅使唐帝国从封建社会的顶峰跌落下来，而且使北方人如潮水般地涌向包括今南京在内的江南。据《旧唐书·地理志》中说：“自至德(756—758)后，中原多故，襄、邓百姓，两京衣冠，尽投江、湘。”第三次是在两宋之交。“靖康之变”引起了又一次大规模的北人南移，使包括今南京在内的江南人口首次超过了北方。第四次是在明初朱元璋定都南京之时。当时，朱元璋将相当数量的原金陵居民迁往云南边疆，又大量移民“填实京师”，据顾炎武《天下郡国利病书》第八册《江宁·坊厢赋役》中说：“高皇帝定鼎金陵，驱其旧民而置之云南之墟，乃于洪武十三等年起苏、浙等处上户四万五千余家填实京师。”这四万五千户分别来自浙江、江西、湖广、福建、广东、广西、四川等省，以及应天、苏州、松江、常州、镇江、庐州、凤阳、淮安、扬州、徽州、宁国、池州、太平、安庆、广德等十五个府，还有徐州、滁州、和州等三个州。这四万五千户移民，如果以每户五口计算，就将有二十多万人。据洪武二十四年(1391年)统计，那时南京城内总人口为四十七万三千二百人，可见外来移民将近一半。这四次大交流，虽然究其原因或是社会动乱，或是外来侵略，或是帝王的强权政策，但实际效果却使全国经济、文化重心南移，因而使南京成为全国经济、文化的中心之一。南北几次大交流，使南京“人杂五方，故俗颇相类”(《隋书·地理志》)，兼有北方人的豪迈慷慨、古朴粗放，与南方人的细腻柔和、聪颖灵慧。如明代建造的中华门(始称聚宝门)，是世界上最大的古城堡，布局严整，气势恢宏；而位于南京市南郊的杨柳村古建筑群，显得精巧美观、素雅明净，分别展示了南北文化的不同风貌。又如南京话的演变，也多次受到人口迁移的影响。在一千多年前的魏晋时期，南京话尚属江东方言区即吴语区。永嘉之乱与晋室南迁，建康(南京)成了东晋都城。经过东晋与南朝近二百多年的交融，形成了源于洛阳晋音而在讧南得到发展的南朝正音——中古金陵音系。又如明代的南京话，经过与江淮一带方言的同化、融合，逐渐具备了综合的性质，成为当时的江淮官话。明清两代的中国通用语“官话”是南京话。西方传教士来华，也将南京话看作是官话，是通用语。如明未来华的法国人金尼阁所著供西方入学习汉语的《西儒耳目资》一书，就是将南京话作为基础方言，直接用南京语音来标汉语，向世界介绍汉语的。

　　金陵文化的特色之三是庙堂文化与市井文化并存。金陵(南京)曾是“六朝古都”、“十朝都会”，在相当长的一段日寸期，庙堂(指朝廷)文化占统治地位。因为隋兵灭陈朝以后，隋文帝杨坚不久将建康城邑与宫殿全部毁掉，改作耕地，所以六朝庙堂文化的物态方面的遗存很少，仅有六朝祭坛、六朝皇陵石刻雕塑等。南唐、明朝(初期)、太平天国和民国政府都曾建都南京，也因种种历史原因，前三者庙堂文化在物态方面的遗存也较少，著名的有南唐二陵、朝天宫、明故宫、明孝陵、江南贡院和煦园、瞻园等。相对来说，民国时期的文化遗存较多。因而，在了解各个朝代的庙堂文化方面，人们往往说：“隋唐看西安，明清看北京，民国看南京。”作为庙堂文化，不仅要看物态方面的遗存，还要看制度、行为、心态等方面的影响。从后几个方面来说，六朝时期的庙堂文化主要表现为：士族中门户权力之争，士族与寒族之争，北伐与偏安之争，而且六朝帝王多提倡佛教，使外来文化(佛教)与本土文化(儒、玄、道)相互冲突又相互融合。而明朝(初期)、太平天国、民国政府(辛亥革命时期)则是强化胡汉文化冲突，在“驱逐胡虏，恢复中华”上一脉相承。这里，以明代为例。明代庙堂文化有三个主要方面的特征：(1)“诏复唐制”，严夷夏之防。朱元璋以消灭蒙古贵族建立的元朝而建国。开国之初，为了一洗所谓的“胡元”旧习，曾特别重视“夷夏之辨”。《明太祖实录》卷30载洪武元年(1368)：“诏复衣冠如唐制。初，元世祖起自朔漠以有天下，悉以胡俗变易中国之制，士庶……甚者易其姓氏为胡名，习胡语，俗化既久，恬不知怪。上(朱元璋)久厌之，至是悉命复衣冠如唐制……胡服、胡语、胡姓一切禁止……于是百有余年胡俗悉复中国之旧矣。”显然是从服饰文化的表层到民俗的文化深层都严夷夏之防，恢复汉唐之旧。(2)“自操威柄”，严君臣之防。《明史》卷72《职官志》指出：“殿阁大学士只备顾问，帝(明太祖朱元璋)方自操威柄，学土鲜所参决。”朱元璋不仅废置丞相，大权独揽，而且借胡惟庸、蓝玉二案，诛杀大批功臣，锄灭异己，提高皇权。(3)“理学开国”，严理欲之防。朱元璋在开国之初就多次诏示：“一宗朱氏之学，令学者非五经、孔、孟之书不读，非濂、洛、关、闽之学不讲。”(陈鼎《东林列传》卷2)因而，明代理学家冯从吾指出：“国朝以理学开国也。”(黄宗羲《明儒学案》卷41)。

　　金陵(南京)历史上多为庙堂文化与市井文化并存的都市。《隋书·地理志》在介绍隋灭陈后的蒋州(今南京)时，一方面说“平陈，诏并平荡耕垦”，另一方面说：“人物本盛，小人率多商贩，君子资于官禄，市廛列肆，埒于二京，人杂五方，故俗颇相类。”这里所说的“率多商贩”，指市井；“资于官禄”，指依附于庙堂(朝廷)。早在六朝时，建康城中商贾云集，店堂林立。城内有著名的四大市——大市、东市、北市和秣陵斗场市，城外秦淮河北有谷市、花巾、草市、纱市、盐市、牛马市等。明代，南京成为全国商贸中心城市，所谓“万艘云趋，千廪积粮；贡琛浮舫，既富日。强……荆江之粟如云，吴浙之粳如雾。舶舻载之，蔽江而赴，舸舫输之，溯流而聚。”(余光《两京赋》)明代文人王叔承在《金陵游记》中写道：“若夫广衢修巷，石甓如浣，江潮通城，赊蝗便利，市廛万货辐凑，空无游尘，亦南中之绝也。”

　　正是在南京庙堂文化与市井文化并存的环境中，出现了二者融合的趋势：“三服之官，内给尚方，衣覆天下，南北商贾争赴”(张瀚《松窗梦语》卷4《商贾纪》)。也正是在这种特定的环境中，南京出现了不同类型的人物，既有明代侍讲学士方孝孺为维护程朱理学(庙堂文化的哲学基础)与建文帝的正统地位，拒绝为朱棣起草登极诏书，在南京被磔于市，宗族亲友弟子十族数百人受牵连被杀；又有一批文人化的市井平民，如自称“我爱秦淮”的吴敬梓《儒林外史》中所描写的金陵市井“四大奇人”：无业贫民季遐年，无意结交权贵，既以写字为生，又以写字为自娱；南京三牌楼祖代卖菜为生的王太，是围棋高手，卖掉菜园子后又安于做纸筒子的小贩；开茶馆的盖宽，画一手好画，又喜爱游览名胜古迹；做裁缝的荆元，弹一手好琴，也极喜欢做诗，自娱自乐。

　　金陵文化特色之四是雅文化与俗文化互补。

　　虽然说“千里不同风，百里不同俗”，但金陵(南京)南北交往频繁，往往“南风北俗萃于一城”，多方面地展示了俗文化的风貌。早在六朝时，建康(南京)为都城，元宵灯火极盛，为全国之冠。自明代以来，南京灯市盛传不衰。后来夫子庙增建贡院，加上秦淮河是当时南京的交通要渠，游帆舟旅，商贾往来，浆声灯影，异彩纷呈，还有那烟花女子“秦淮八艳”等名扬四海，金陵风味小吃“秦淮八绝”享誉天下。夫子庙元宵灯市、秦淮八绝、秦淮八艳等，几乎成为金陵俗文化的缩影。

　　俗化，只是金陵文化的一个方面，而她的另一面是崇文尚雅，雅文化高度地发展。金陵区域的雅文化代有高峰，名家辈出，在文学艺术、学术、科学、教育、宗教等方面独领风骚。例如，南朝谢灵运和谢朓开创与发展山水诗派，谢灵运诗如初发芙蓉，自然可爱；谢跳诗清新秀丽，当时文坛领袖沈约誉之为“二百年来无此涛也”(《南齐书》·谢朋传)。梁武帝曾说：“不读谢诗三日，便觉口臭。”(《太平广记》卷198引《谈薮》)高雅如此，便使唐代大诗人李白在《金陵城西楼月下吟》中写道：“解道澄江净如练，令人长忆谢玄晖。”(谢朓，字玄晖)因而清代诗人王渔洋《论诗绝句》中说李白“一生低首谢宣城(谢朓，曾任宣城太守)”。又如，曾住在建康(南京)定林寺中的刘勰的《文心雕龙》，体大思精，把文学理论批评推向新的阶段，成为中国文学批评史上杰出的著作。南朝梁钟嵘的《诗品》，思深而意远，是我国现存最早的一部诗论专著。清代从安徽全椒移居南京的吴敬梓的《儒林外史》，与南京有渊源的曹雪芹的《红楼梦》，孔尚任以南京秦淮名妓李香君与侯方域爱情故事为线索而创作的《桃花扇》，都是享誉中外的古典小说或戏曲名著。在书画领域，金陵更具有特色。东晋王羲之、王献之父子，出身于建康乌衣巷的高门大族，其中王羲之笔势“飘若游云，矫若惊龙”，雄强多变化，被尊为“书圣”。东晋顾恺之被推为“画绝”，他在建康瓦棺寺绘《维摩诘居士像》，巧于点睛，光彩焕发，至唐代大诗人杜甫观摩后也有诗赞美道；“虎头(顾恺之，号虎头)金粟影，神妙独难忘。”(《送许八拾遗归江宁觐省，甫昔时尝客游此县，于许生处乞瓦棺寺维摩图样，志诸篇末》)，还有清初龚贤等“金陵八家”著名画家群体，至于现代杰出画家徐悲鸿、傅抱石、刘海粟等，更是蜚声海内外。在中国学术史，南京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尤其值得一提的是明代永乐年间在南京编成的《永乐大典》。此书收各类图书七八千种，辑成二万二千八百七十七卷，凡例、目录六十卷，是我国古代、也是当时世界上最大的一部类书。明代南京的科学事业也很发达。例如朱元璋在南京北极阁扩建天文台，比世界闻名的英国格林尼治天文台(建于1675年)还要早290年。郑和七下西洋，其所用航船多为南京龙江船厂所造，其中大型宝船可乘坐千人，这些都帮助郑和将中国古代航海事业推向顶峰。南京地区的宗教也相当繁荣，晚唐诗人杜牧《江南春绝句》中有云：“南朝四百八十寺，多少楼台烟雨中。”这并非夸张，据史书记载，梁武帝时建康所建佛寺超过五百多所。南朝梁郭祖深曾上书梁武帝说：“都下佛寺五百余所，穷极宏丽。僧尼十余万，资产丰沃。”(《南史》卷70《郭祖深传》)。南京栖霞山的三论宗，牛头山的牛头禅等，都是佛教在江南首树的大旗。南京的教育历来也很发达。早在东晋时，南京就创立了太学。南朝宋时，在南京开始设立儒学、玄学、文学和史学四馆，可算是我国分科大学的开端。明代在夫子庙一带设立国子学，以后为应天府学，而江南贡院的号舍达两万多间，每次可容纳考生两万多人，其规模之大，居各省之首。至今，南京的高等学校和两院院士都在全国各省市中名列前茅。显然，仅仅以夫子庙元宵灯市、“秦淮八绝”风味小吃、秦淮八艳等代表金陵文化，便是失之偏颇，金陵文化的过去、现在与未来都已经或将继续高高举起雅文化的旗帜，树立高雅的文化形象。

　　特色文化与先进文化有相辅相面的一面，也有相互背离的一面。金陵特色文化中还存在着一些迷信、愚昧、颓废、庸俗等色彩的落后文化，甚至还存在一些腐蚀人们精神世界、危害先进文化的腐朽文化。例如，六朝文化与明清文化中的“六朝金粉”、“秦淮风月”式的享乐文化、黄色文化，也是颇具金陵“特色”的文化，影响很远，流毒很深。还有所谓南京式的“市骂”，也不同程度上败坏了南京的文化形象。建都建康(江宁或南京)的六朝和南唐等多亡国之君，因而人们对金陵历史文化的印象，往往与享乐、偏安、亡国联系在一起。其实，正是在剧烈竞争、政权更迭、社会激荡的金陵历史之中孕育出—种特殊的文化心态——兴亡之感与忧时意识，例如南宋诗人陆游在登金陵水西门城楼时所作的《登赏心亭》诗中云：“孤臣老抱忧时意。”晚唐诗人杜牧《泊秦淮》诗云：“烟笼寒水月笼纱，夜泊秦淮近酒家。商女不知亡国恨，隔江犹唱后庭花。”元代词人萨都《满江红·金陵怀古》词中云：“思往事，愁如织，怀故国，空陈迹。但荒烟衰草，乱鸦斜日。玉树歌残秋露冷，胭脂井坏寒将泣。到如今，只有蒋山青，秦淮碧。”也正是在剧烈竞争、政权更迭、社会激荡的金陵历史之中孕育着一种特殊的文化精神，诚如明代诗人高启在《登金陵雨花台望大江》中所云：“大江来从万山中，山势尽与江流东，钟山如龙独西上，欲破巨浪乘长风。江山相雄不相让，形胜争夸天下壮。”金陵文化的主流是“愿乘长风破万里浪”(《南史》卷37《宗悫传》)的进取精神、争胜意识和爱国主义。例如，东晋祖逖有志于恢复中原而致力于北伐，枕戈待旦，闻鸡起舞，曾中流击楫宣誓：“祖逖不能清中原而复济者，有如大江!”(《晋书·祖逖传》)南朝宋宗悫面对着南北对峙的政局，少有大志，任气好武，自称“愿乘长风破万里浪。”(《南史·宗悫传》)南宋抗金名将岳飞，背刺“尽忠报国”(《南史·岳飞传》)，亦作“精忠报国”)四个大字而英勇转战，曾在建康“牛首山之战”中大败金兵。这种进取精神、争胜意识和爱国主义，正是金陵文化中基本精神即先进性的体现。我们一定要坚持与发扬金陵特色的先进文化，为南京城市现代化提供精神动力与智力支持。

　　四、金陵文化具有整合中创新的特色。如上文中所说的水文化与山文化的相映和整合，中华南北文化的交流和整合，庙堂文化与市井文化的并存和整合，雅文化与俗文化的的耳补和整合，还有中西文化的整合，传统文化与现代化的整合。其中也有扬弃，在整合中扬弃，在扬弃中整合；尤其是创造性的整合，整合中的创新。因此，我们应该加强金陵特色文化的理论研究，尤其是要加强金陵创新特色文化的研究，比如建立金陵文化重点研究基地，开设金陵文化发展高层论坛，组建南京城市现代化与先进文化建设智囊团，为领导提供决策依据，使金陵特色的文化创新、文化建设在全国保持领先地位。

　　毋庸置疑，我们发展南京城市现代化与先进文化的建设，应该学习与借鉴全国各城市的文化，应该博采各国文化之长。但是，我们不能简单地摹仿与“克隆”，不能摹仿与“克隆”诸如印度的泰姬陵、埃及的金字塔、法国巴黎的凯旋门乃至美国纽约曼哈顿区的联合总部建筑群(尽管其中有中国建筑师梁思成的参预)，也不能摹仿与“克隆”北京的长城、西安的大雁塔、曲阜的孔庙乃至西藏的布达拉宫等。而是应该在多方学习与借鉴中保持金陵文化的特色。“隋唐看西安，明清看北京，民国看南京。”南京民国时期的建筑独具特色，较多是中西兼容，风姿独具，既不像上海、天津等地那时在建筑设计上“全盘西化”，又不像北京、西安等地那时在建筑形式上追求复古，而是在继承传统、借鉴西方中有所发展，形成了一定的特色。例如在以宋庆龄为首的委员会主持下，由我国年青的建筑师吕彦直设计的中山陵，由广场、牌坊、墓道、陵门、碑亭、祭堂、墓室等组成，以民族传统风格为主，同时巧妙地自然地融合了西方近代建筑艺术之精髓，整个建筑群形成自由钟形(即铎式)布局，既浑朴自然，气势雄伟，又寓意深刻，警世醒世。

　　今天，我们在推进南京市现代化与先进文化的建设中，一定要努力把握金陵特色文化与现代化的契合点，由这些“契合点”升华为新世纪文化建设的目标，建设—批具有鲜明金陵文化特色、全国领先并达到世界先进水平的形象工程、标志性工程、精品工程，努力实现文化创新，不断增强南京城市文化的竞争力、影响力与幅射力。例如，明太祖朱元璋有《阅江楼记》、《又阅江楼记有序》，宋濂也有《阅江楼记》写阅江楼所在南京狮子山及山下长江之雄秀。南京市下关区及有关方面在滨江文化带的建设中，既没有摹仿上海的外滩建设，也没有摹仿江西南昌的滕王阁、湖北武昌的黄鹤楼、湖南岳阳的岳阳楼等，而是以朱元璋、宋濂等人构思中的阅江楼(明初，阅江楼因故“罢其工”，实际上没有建成)为基础，化虚为实，展示狮子山及山下长江雄秀的风光，体现了传统文化与现代化融合的精神，也体现了金陵文化的鲜明特色。又比如，南京师范大学“211工程”重点建设项目——仙林新校区建设。众所周知，该校随园老校区具有典型的中国古典园林特色，被誉为“东方最美丽的校园”。而仙林新校区则在青山绿水的怀抱之中，在延续随园老校区古典精华的基础上，充分体现面向新世纪的时代气息，融金陵传统文化(该校的前身为金陵女子大学)于一体，形成了文化创新的特色，既像随园老校区一样成为南京一景，又能风光一个世纪，更主要的是在这样一个富有创新特色的文化环境中，将青年大学生培养成理论创新、科技创新、文化创新的人才，为坚持与发展金陵特色的先进文化和南京市现代化建设，为坚持与发展中国特色的先进文化和中国现代化建设而不断做出贡献。

　　参考文献

　　[1]《江苏文化概观》陈书录主编，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

　　[2]《江苏文化史论》王长俊主编陈书录副主编，南京师范大学出版杜1999年版

　　[3]《金陵丈化概观》王桂芳主编陈书录顾问，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

　　(作者：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教授)